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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志高

据《工人日报》报道，工程被层层分包 ，但包工头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，劳动者该向谁讨薪？公司经营者以逃匿方式逃避支付劳动报酬
，需承担哪些法律责任？近日，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联合多部门发布4起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犯罪典型案例 ，两起案件当事人被追究刑责
，两起因主动付清欠款获得从宽处理 。这一司法实践再次传递出清晰信号：恶意欠薪不再是简单的民事纠纷，逃匿式欠薪可能面临牢狱之灾
。

长期以来 ，拖欠农民工工资屡禁不绝
，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违法成本过低。一些欠薪者心存侥幸，以为玩“躲猫猫”就能蒙混过关 。殊不知 ，当欠薪从“赖账 ”升级为“逃匿”
，性质已然发生根本变化
。单某欠付42名员工51万余元后离京拒接电话 、拒绝配合行政部门调查，最终被判有期徒刑1年；木某将工程款挪作他用后拖欠农民工工资23万余元 ，同样受到刑事制裁。这些判例表明
，法律对恶意欠薪的容忍度正在急剧收窄，“逃匿
”不是避责的避风港 ，而是通往监狱的直通车 。

然而，刑罚的威慑力不仅在于严惩
，更在于引导行为人回归正途
。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在此次案例中得到充分体现。上述案件中有的公司在被移送公安机关后，主动全额支付了欠薪并取得谅解 ，最终未被立案 。这一处理传递出理性信号：刑事手段的目的不是一棍子打死
，而是督促欠薪者履行义务
、修复社会关系。对于尚未造成严重后果、确有悔改诚意的行为人，法律留有从宽空间；但对于顽抗到底的 ，则必须亮出刑罚利剑
。

治理欠薪顽疾
，还需破解层层分包带来的责任虚化难题。现实中，一些总承包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的个人或单位 ，试图“甩锅”转移风险 。殊不知
，法律早已为这种投机筑起防火墙——违法分包的单位需承担兜底清偿责任
。上述案件中，法院准确认定借用资质的实际施工人为欠薪主体 ，避免了“有资质的单位无责 、无资质的个人无力 ”的怪圈。这一裁判思路提示市场参与者：合规经营是底线
，违法分包不仅不能避险，反而可能成为连带责任的导火索 。

让劳动者不再“忧薪忡忡
” ，需要法律制度的刚性约束，也需要治理机制的协同发力
。北京四部门建立的“行政执法+刑事司法”衔接机制
，为各地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样本。当人社部门的责令支付成为刑事追诉的前置程序，当公安机关的提前介入形成强大震慑 ，当检察机关的审查起诉把握入罪标准
，当法院的定罪量刑彰显司法公正，一个全链条
、立体化的权益保障网络便已成型 。